《正義論》

《正義論》的「正義」探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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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永祥教授於演講開始說到：「《正義論》書中，並無任何一句可以被忽視的話語，這些內容足以講授兩個學期的時間；它是一本哲學之書，其中的道理一生受用無窮。」

羅爾斯(John Rawls)在政治哲學上成就斐然，受到相當普遍的肯定與推崇。不時有人讚譽道，他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裏的貢獻，堪稱接續了約翰密爾(John Stuart Mill)、甚至於康德(Immanuel Kant)的地位…他為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開創了甚麼新的視野和資源，也值得特別注意。畢竟，康德、約翰密爾一流的思想家所開啟的問題與視野，對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，曾經發揮過革命性的轉移功能。
…羅爾斯在《正義論》(A Theory of Justice)第一版的序言裏曾說：「我所提出的看法，無法自矜原創。（書裡）主要的觀念都屬於我們的大傳統，為大家所熟稔。」可是警覺的讀者不難發現，單就他立意寫一部《正義論》而言，已經可以見出他的問題意識比傳統自由主義更為深入的一面。

本次的說書只為一個目的，即是澄清「正義」。但是，「正義」究竟為何？
當我們試圖解釋此疑問時，首先必須調整原來對於「正義」的認識。依亞里斯多德對「正義」解釋為：「正義，是應該得到的」(應然)；而中國儒家對「正義」的解釋：「正義，是一種自然的狀態」(實然)。透過比較，我們將可發現東方與西方的兩派學說，同樣對於「正義」的定義，卻有「應然」與「實然」完全不同的看法。
儒家有一句名言，「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」，這句話充分表達東方以「實然」的觀點看待事物。但是這樣「實然」的觀點，卻無法完全解釋「正義」的道理。如同自然界的大災難，那些受到傷害的災民，難道都必須承擔這樣的苦難嗎？皆由於這些災民以前做了太多的壞事，所以必須接受天上所降下的災難？
這樣「種瓜得瓜」的道理，似乎無法說明所謂的「正義」。而相對於西方世界的哲學看法，對事物即打破「實然」，轉而以「應然」作為觀點。

羅爾斯給自己設定的論爭對象是效益主義(utilitarianism)。這種針對性，已經足以見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。「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奠基在正義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，即便社會整體的福祉，也不能凌駕。」──這是《正義論》正文第一頁上的宣示。「社會整體的福祉」，所指當然就是效益主義所追求的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」。羅爾斯所憂慮的是，在根據效益主義追求效益的「跨個人」積累之時，會傷害、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或者權利…即使並非有意識地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，卻還總是不免相信，為著整體、社會、或者多數人的某種福祉、某種具體目的…。

接著我們將討論，政治領域擁有哲學問題嗎？答案是有的。只要政治上所遇到的是非對錯問題，那即為政治哲學。在此，我們繼續思想「政治哲學」當中的「對(right)」與「好(good)」，究竟什麼是「對(right)」？而什麼是「好(good)」？還是兩者指的是同一樣事情呢？
「好(good)」的事物，是大家皆認可、推崇的；而「對(right)」的事物，則是需要犧牲某些人的利益，以成全少數人。在實際的情況中，我們往往只考慮到「好(good)」，而忽略「對(right)」的部分。假若每個人只作「好(good)」的部分，皆以自身的利益為考量，如此社會將變得很可怕；我們必須在「自由」、「平等」、「公平」的社會合作下進行，才能合乎「正義」。

這個情況，說明了為甚麼羅爾斯要寫作一部《正義論》、要取正義作為社會體制的最基本品格、要以正義作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。那是因為正義是一個極為基礎的概念，對它有所釐清，其他政治價值才能基於正義原則的要求，取得明晰的身分與正當性。用羅爾斯自己的陳述來說，他的正義理論的第一個目標是，針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享有哪些基本權利與自由、這些權利與自由如何居於優先地位，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；第二個目標是，將這套說法與民主意義下的平等結合，也就是讓個人的權利與自由，能夠跟真正的機會平等、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結合。他認為，發展這樣一套理論，才可望回答一個憲政民主社會裏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：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，應該在甚麼樣的公平條件之下，進行社會合作？」

「自由」並非隨心所欲，我們必須清楚「自由」不是價值，相對的是一種可選擇自我價值觀的權力；使我們得以變成自己想變成的人。而「平等」，即為兩人擁有相同追求想要的生活之權力。「公平」，需要透過「無知之幕」的方法才能達成。
當我們在「無知之幕」的布幕之後，我們並不知道「我是誰」，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想要追求怎樣的人生；如同我們每一個人的條件與背景都相同。因此，我們便針對自我最不利的狀態下，加以思考：「如何在此不利的情況中，獲得最大的利益？」。

一個簡單的情況就是，由於出身和家境的限制，有人雖然資質與動力都不遜於他人，卻無法享受到足夠的教育和文化，培養才能、發揮稟賦，甚至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限制，卻仍然無法享用同樣的機會。要保證公平的機會平等，那麼防止財富的集中、消除社會歧視、尤其是儘量做到教育機會的均等，都是必要的手段。這種公平的機會平等，羅爾斯稱之為「自由主義的平等」(liberal equality)。
…在今天的世界，自由與平等乃是極為普遍、極為基本的政治要求。因此，如何兼顧二者，發展出一種有原則的政治立場，讓自由與平等兩項看似註定抵觸的價值，能夠在一套社會制度裏得到充分的實現，應該說是今天任何政治思考都要承擔的任務。「以公平為正義」，正是羅爾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。他的答案可以爭議，可是他的問題無比真實，卻不能輕易抹除。自由主義在羅爾斯手裡呈現了新面貌和新的生機，《正義論》出版後，西方政治哲學宣告「復甦」，三十年來引發了社群主義、多文化主義、以及其他思潮接續湧現，在自由主義的架構之內發動挑戰，擴大了自由主義的視野，適足以證明他所開啟的路向，代表著自由主義一個新階段的展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羅爾斯的成就，反過來也充分顯示了自由主義政治傳統與時俱進的內在活力。

雖然「無知之幕」可能無法實際運行於現實社會上，但透過此方法，我們似乎得以找尋到那所謂的「正義」；期許我們共同努力，以達成真正的「正義」之境為目標。





From - 陳卓華博士/Dr. Sunny Ch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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